当时在同一部宪法之下、同一项计划之内，高度集权的中央掌控着各个地方主体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司法权也完全是为中央对全国的管理服务的。

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表达了对纯粹形式法治能否担当改革护航者的担忧，并在不同程度上寻求实质法治的补强与接续。正如198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各个行政机构内部的各个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

如此一来，就能在保持执法的统一性的同时，提高执法效率。平衡论的提出在中国行政法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23]34小政府、大社会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刚成立时理想的社会结构，也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各国摒弃具体差异之后的共通之处。两大法系的理念分野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轮机构改革对部门权责明晰、行政效率提升的追求，也在相关论文的价值追求中留痕，行政管理学关于分工与效率的表述常见于相关论文的具体论证之中。

[18]17尽管效率仍被视为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内在张力已经受到学者关注，且对两者冲突时的取舍也有了倾斜：效率的提高要以权利不受侵害为前提。[17]39从管理的角度审视法律的作用，与行政学的研究进路殊途同归。＊这是发表在《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中文法学中的权利概念》一文的原始版，包含的文字信息量大于期刊发表的压缩版。

[102] （五）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翻译引进日文法学权利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总体看来同英美法学的主流的权利概念也相去甚远。因为，权利义务法理学分析框架中的权利是外延包括权力的权利，而后来被放在权力对立面的是外延不包括权力的单纯型权利。外延复合型权利如果真得到透彻研究，人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梁启超1899年在日本首次公开讨论权利话题。

如1920年代一本《法学大纲》在将权利划分为公权、私权后，将公权进一步分为国家之公权和人民之公权，并将国家对外独立自主权和对内的立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机关权力都纳入了国家之公权从而权利概念的范围。[53]这些都为梁启超后来进一步认识权利，传播权利一词和自己的权利观念做了铺垫，同时也给他的权利思想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14]英文原本第292页正文加注释共含16个right（权利），6个power（权力），3个authority（权限）和1个authorise（授权）,这全部共26个表述权的英文词在袁德辉的译文中只粗略地反映为1个道理和3个权字。1839年《海国图志》的刊行，是英文法学中的right概念投胎权字母体，开始成长和向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转化的开端。他确实这样译过，但是没有引起文化学术界的正面响应。[106]另外，在英文法律辞书中，据笔者在已阅读到的文献资料的范围内所见，凡有被列为权利之一部分的power，尚未有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情况，都是以普通臣民、公民个人为主体，而这恰恰是中文法学权利主体而非权力主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可见这部分power不是公共权力，实为被部分英文法学作品不当地称为私权力的东西。

福泽谕吉说，民权就是人民拥有的‘一分。其表现是，他用the right of citizens这个词组作为对right的解说文字之一，并且照顾广东方言将这个短语解说为百姓嘅权（百姓的权）、民之权。织田万很清楚，将国家机关权力归类于权利，此说未当，但他还是坚持了这种公权的提法。不过，按21世纪法学标准属于权利的现象，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权字指代的。

如果在民主国家，民权虽与国权会有种种抵牾，但不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应该可以通过行使民权参与国权中政权的行使，正如后来孙中山在民权论中主张的那样。（二）在细节上再现和还原了中文法学权利概念的形成史后，如果参照相关的重要指标审视和比较对照外延排斥权力的单纯型权利概念和外延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概念，我们不难判断两者的优劣。

就刑事诉讼制度而言，黄遵宪的介绍和评论结合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从搜查、逮捕、起诉、预审，讲到轻罪重罪的公开审判，以及一审二审和再审，内容都是讲警察官、检察官、裁判官权力和受到的限制，对臣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具体保障。其中比较明显的缺憾是，他没有看到权利的个体利益属性和私有财产属性，显然错误地认定权利与利益性质正相反对。

因此，那种认为公共机关既拥有权力，也享有权利，既是权力主体，又是权利主体[[118]]的观点站不住脚，尽管我国《民法典》第五章有国家所有权的明确表述。[98]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019年第4次印刷，第60-64页,第325-327页。现有文献资料表明，日本接受和使用汉字權的时间不晚于公元8世纪初。这严格地说是它们两者竟然一身二首的秘密：它们在利益层次、财产层次一身，即法权或外延单纯型权利，法律层面的二首，即法权利和法权力。这样看问题，并没有否认对于法学来说，在讨论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权利和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等特定意义上运用隐含权力原始要素的权利一词的必要性、合理性。[105]其中权力不仅限于具体的方面，而且被打上了引号，显然表示该辞典已经不再正式承认其为权力了。

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在马恩著作（德文）中是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列宁著作（俄文）中是Буржуазнoе правo。

公元681年至720年完成的《日本書紀》中有承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的记叙。[80] 前苏联法理学教材中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出现得特别少，但仍然有，如其中关于权利能力的论述，它让人感到只适合解说外延单纯型权利，不适合于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包含的权力部分。

法权作为一个中文法学名词出现和获得论述、更新的历史，从它作为汉译日文法学著作的一部分最初进入中文法学的1902年延续到了2021年。他还就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权利竞争之不已，而确立之保障之者，只能靠法律，故有权利思想者，必首先争立法权。

从反面看，则是存在大量权力一词指称的对象，显然不能被作为权利概念的外延看待的情形。笔者查找的结果表明，在古英语中，存在把某种power视为法学名词right指代的对象之一的情况，但此时power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甚至不是尘世间的。只要译者追求合格的译文，他就不能不设法将right译为权字之外的名词，以便区分于指代power的中文名称。故人民对人民有权利而无权力，亦无命令之力，凡有权力为命令，乃国家固有之本分也。

[86]1930年代初有法学著作将权利分为公权、私权后写道：公权里有国家对于人民所行使的公权，也有人民对于国家所行使的公权：前者如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一切命令权等。[15] Emer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Or,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 An Edition by Joseph Chitty, T. J.W.Johnson, Philadelphia: Law Booksellers, Cessors to Nicklin Johnson., 1844, p.292. [16] ［美］吴尔玺：《公法便览》，［美］丁韪良译，北京：同文馆1877年刊印本之影印本，见丁韪良在自序之外所写凡例，第2页。

《公法便览》刊行于1877年，从这一年到1900年，准确地说是23年。梁氏写道，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

[21]这已是在一般理论层面讨论权利，超越了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政治学的所有具体学科，且涉及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正义、不正义，以及权利与人的生物本能之间较深刻的内部联系。[103]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ume 2,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66(photocopy, kelly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RIG.此字典未编页码，条目按读音拉丁字母顺序排列。

[3]《商君书·算地第六》，见《中國歷代文獻精粹大典》第 2 卷，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 2061 页。[117] 以上五条就是权、法权、权利、权力和剩余权的实质识别标准，也是各种权的实质性划分标准，其中财产的主体属性最为根本。[15] 《海国图志》刊行25年后，丁韪良及其汉译《万国公法》大量采用以权字同时译power（authority）和right的做法，是对袁德辉、伯驾做法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right在权字母体内成熟，已难以与power（authority）在同一个母体内共处的标志。[91] 上世纪60、70年代差不多是中国法学的空窗期。

[20] W. Lobscheid, 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499. [21] 前引［美］吴尔玺：《公法便览》，正文（公法总论中论公法本源第一节）第1页。而且，一旦得到了透彻的阐释，它在逻辑上就必然转化成已有学者论证过的法权概念。

至于中国法学界当今权利本质观，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2006年版）权利辞条反映的能力或资格说，以及可从马工程法理学教材概括出的利益说。在汉译日文法学论著作者中较早做这种论述的是奥田义人，他说：权利之种类大别为二：（一）公权，（二）私权。

译文见《通俗民权论 通俗国权论》（顾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65、67页。至于何以不做合理性、正当性论证，则显然也因为客观上近乎完全没有可予论证的空间。